原毁

韩愈

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闻古之人有舜者，其为人也，仁义人也；求其所以为舜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，予，人也；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闻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为人也，多才与艺人也；求其所以为周公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，予，人也；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，大圣人也，后世无及焉；周公，大圣人也，后世无及焉；是人也，乃曰：“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。”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？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为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为艺人矣。”取其一不责其二，即其新不究其旧，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。一善易修也，一艺易能也，其于人也，乃曰：“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”曰：“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？

今之君子则不然，其责人也详，其待己也廉。详，故人难于为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，曰：“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己未有能，曰：“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外以欺于人，内以欺于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，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？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虽能是，其人不足称也；彼虽善是，其用不足称也。”举其一不计其十，究其旧不图其新，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。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？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，而以圣人望于人，吾未见其尊己也。

虽然，为是者有本有原，怠与忌之谓也。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尝试之矣，尝试语于众曰：“某良士，某良士。”其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怒于言，懦者必怒于色矣。又尝语于众曰：“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。”其不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悦于言，懦者必悦于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呜呼！士之处此世，而望名誉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难已。

将有作于上者，得吾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几而理欤。

本篇选自《昌黎先生集》。

《原毁》属推究事物原由的议论文，是韩愈所作“五原”之一(其余四原是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人》、《原鬼》)。

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，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朋党之争就是其中三大主要矛盾。此外，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，相互毁谤、嫉贤妒能，成为不良的社会风气。作者是科举出身，几经挫折，才得卑低官职，但又屡遭排挤，动辄得谤。因此，他对士大夫中存在着的“责人也详”、“待己也廉”的颓风深恶痛绝。为了鞭挞这种恶习，宣泄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气，作者写了此文。本文通过描写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“责己”、“待人”两方面的不同表现，推究出“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”的根源是“怠”和“忌”，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者排挤、毁谤后进之士以及士大夫内部存在的热中毁谤他人的恶劣行径，并向身居要位又想有所作为的人，提出了建议和呼吁，进而教育人们要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。虽然作者杜绝毁谤的目的在于巩固封建制度，但这种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，特别是责己严待人宽的道理，仍有教育意义。

全文可分四段。

第一段(开头至“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”)，论述“古之君子”责己待人的态度。“重”、“周”、“轻”、“约”四个字是本段的关键词。“其责己也重以周”，即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，“古之君子”以舜和周公为学习榜样，时时反躬自问。由于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，所以不懈怠，进步亦大。这是叙写古之君子的不怠精神。“其待人也轻以约”，即要求别人既宽又少，古之君子善于肯定他人的长处，重视别人的一善一艺，这就使别人乐意做好事。这是叙写古之君子的不忌精神。作者赞扬古之君子见贤思齐的可贵精神，目的是为人们树立学习的楷模。作者在这段还指出采取这种态度的好处，并进行具体的说明和分析，可见不怠不忌是作者心目中杜“毁”的好办法。

第二段(“今之君子则不然”至“吾未见其尊己也”)，论述“今之君子”责人待己的态度。作者于此将今之君子与上段古之君子作对比，其中责己和待人两方面相对照。“详”与“廉”是本段的关键词。“其责人也详”，即贬低别人，诽谤别人，惟恐别人有声望，结果使人很难做好事，这样毁谤就产生了。这是叙写今之君子的“忌”。“其待己也廉”，即不学无术，自吹自擂，自欺欺人，故步自封，结果使自己收获很小。这是叙写今之君子的“怠”。作者从上述两方面揭露了今之君子嫉贤妒能的丑态，并指出其危害，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和分析。最后归结为“吾未见其尊己也”，对这种人予以辛辣的讽刺。

上述两段均暗扣着“怠”、“忌”两字来写，并以较多的篇幅来叙述具体事例，使论证令人信服。

第三段(“虽然”至“难已”)，推论毁谤产生的根源是“怠”、“忌”。作者在一、二段正反对照的基础上，紧扣题目，推出全文中心论点：“虽然，为是者有本有原，怠与忌之谓也”。接着先从理论上概括分析：“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”然后以亲身经历的正反实例作论据加以论证，生动地描绘了不良的社会风气。对“某良士”和“某非良士”说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，对比鲜明，讽刺辛辣，揭露深刻。从而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：“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”这就点示了题目中的“毁”字。“呜呼”以下，表明当时后进之士立身处世、建功立业的艰难，并对此表示同情，发出感叹。

第四段(“将有作于上者”至篇终)，照应开头，将责己严(不怠)、待人宽(不忌)的修身问题看作是杜“毁”治国的妙方，呼吁最高统治者采纳他的意见，表达了作者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热切愿望，点明了本文的写作意图。

本文在写作艺术上，亦有明显的特点可资借鉴。首先是紧扣论题，由表及里，逐层论证，逻辑严密，结构严谨。“怠”与“忌”是全文的眼目，通贯首尾。首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正面树立楷模，末段重申自己主张，呼吁改变此风，首尾照应，内在联系密切。责己、待人是一、二段行文的线索，而在这两方面又都是从“怠”与“忌”两个角度来论证。从行文看，每段均先以提纲式的语句领起，然后分层阐述，反复推论，最后揭示全文论题，点示写作意图。段与段之间，过渡自然而又十分紧凑，密切相连而又互为补充，环环紧扣而又层层深入。其次，对比映补，形象鲜明，使上下文贯串若一气呵成。最后，语言简洁平易，富有雄辩气势。虽大量使用排比句，但富于变化，使人毫无呆滞之感。在分析说理中穿插对话，刻划生动逼真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。